2023年外贸形势会逆转吗？浅谈世界经济下行状态，我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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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前11个月，在内外需走弱和疫情反复的影响下，进出口增速大幅下降。以美元计，我国出口累计增长9.1%，低于去年同期的30.7%。进口累计增长2.0%，低于去年同期的31.2%。今年出口未能延续2021年的高景气，未来出口的可持续性对我国经济增长有着重要影响。
2023年，海外加息和货币紧缩持续、全球衰退预期渐浓、生产型和消费型外需收缩。这些因素对出口造成的拖累程度如何？出口还有哪些积极因素支撑，能否对冲外需的下行？明年的出口会有哪些结构性变化？
2023年影响出口的重要因素点

2022年出口增速快速下行。一季度出口实现了开门稳，主要来自外需的粘性和政策的护航。虽然欧美财政补贴及货币宽松政策开始退出，但年初海外需求保持一定粘性，尤其美国在超额储蓄支撑下保持一定的耐用品需求。二季度全球大范围开启货币紧缩，俄乌冲突推高通胀、全球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国内疫情及封控干扰生产，出口增速明显回落。进入三季度后，在加息长尾效应的加剧影响下，外需大幅收缩，出口超预期滑落，增速由8月的7.1%降至11月的-8.7%。
世界经济下行压缩我国出口空间

高通胀挤压海外的生产和消费需求。当前全球通胀高企，部分国家CPI达近四十年的高点。美国通胀仍处于高位波动，欧元区通胀居高难下，亚洲食品通胀率已升至4.5%。高通胀不仅造成居民收入大幅缩水、防御性储蓄攀升，挤压居民的消费支出，而且抬升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当原材料成本无法传导至消费端时，生产企业的经营利润将受到挤压。欧元区消费者信心指数由年初的-9.7降至-23.9。美国消费支出的同比增速由年初的7.4%降至2.8%，工业生产指数同比由年初的7.3%降至2.6%。明年部分经济体尤其欧元区将在量化宽松支撑经济和货币紧缩抑制通胀之间权衡，政策的进退维谷可能造成欧洲通胀高烧难退，全球通胀未必会快速大幅回落。
海外加息将抑制出口贸易的增长。广泛且持续的高通胀，促使以美联储为主的央行大幅收紧货币政策，美联储持续加息往往引发我国出口增速回落（图表1）。2002年我国加入WTO以来，经历了2004年和2015年两轮美联储加息，在此期间我国出口增速与全球贸易增速的走势基本验证了上述相关性，其传导链条为“美联储加息—美国需求收缩和投资放缓—诱发全球经济下滑—海外需求不振—我国出口增速回落”。根测算，若美元加息后升值1%，全球贸易量将下降0.7%。海外货币利率的不断抬升，可能使高杠杆的家庭、企业甚至金融机构陷入破产风险，由此造成的需求抑制将冲击全球贸易，我国也难以置身事外。


供应链的本土化和逆全球化趋势对出口可能形成负面影响。2020年以来，多轮疫情对于全球供应链形成较大冲击，2022年的全球供应链压力指数（Global Supply Chain Pressure Index，GSCPI）虽然有所回升，但与疫情前水平仍有较大差距。众多经济体开启了供应链回流与产业链重构之路，其中处于中低端生产环节的国家，正努力改善其对全球供应链的依赖性，积极重构国内产业链；处于高端生产环节的国家，正试图推动供应链回流，以提升工业体系安全性。美国今年提出了《芯片与科学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等，试图通过提供大量补贴吸引制造业尤其是芯片和汽车产业回迁，这可能使我国芯片等行业的出口生产受阻。经估算，美国产业链回流后就业人数每增加1%，我国制造业对美出口下降约1.6%。
全球经济和贸易下行压力增大，我国出口预计同步下滑。IMF将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的最新预测值下调至2.7%，较前一预测降低0.2个百分点。OECD最新报告中，预测明年全球经济放缓至2.2%，低于前一预测值0.6个百分点；美国经济今年增长1.5%，明年放缓至0.5%；欧元区经济今年增长3.1%，明年放缓至0.3%；二十国集团今明两年将分别增长2.8%和2.2%。根据上述国际机构预测，2023年全球将出现大范围的增长放缓，约三分之一国家将发生经济萎缩。根据历史数据，我国出口增速与全球贸易量的变化趋势较一致，两者相关系数约70%。当全球经济和贸易下行，我国出口增速也将同步下滑。
2、主要贸易伙伴进口需求将不同程度减弱

欧洲深陷通胀高企、能源危机、制造业低迷的困境，经济前景十分暗淡。今年以来，我国对欧盟出口占总出口比重由年初的17.9%下降至14.6%，其降幅大于美国，体现了欧洲通胀高企、能源危机、衰退加剧对我国出口的拖累。当前欧洲通胀仍未见顶，加之金融政策左右为难，欧洲高通胀可能持续更长时间。随着欧洲工业成本飙升，部分地区被动开启“去工业化”阶段，将化工和制造业部分外迁至美国和亚洲等地。欧盟制造业正处于主动补库末期，在制造业产业外迁的影响下，欧洲对我国中间品和资本品的需求将进一步回落。欧元区GDP增速由二季度4.3%降至三季度2.1%，尤其德国和法国的经济增速均降至1%左右，表明欧洲经济动能可能持续恶化，经济前景可能弱于美国。欧洲消费预期低迷、生产成本飙升、支柱产业遭遇瓶颈、金融条件恶化，这将大幅压降需求空间，对我国出口造成更加严重的冲击。
东盟可能成为我国出口的重要方向，但来自东盟外需的持续性可能减弱。在RCEP互惠关税助推下，2022年东盟对我国出口需求的拉动作用显著（图表2）。1-11月，我国对东盟的出口平均增长率为19.1%，高于对美国4.7%和欧盟12.1%的出口平均增速。上半年，RCEP对我国主要产业的出口“创造”效应约为1.47个基点，显著强于主要产业的“替代”效应0.36个基点。明年是RCEP生效的第二年，贸易条款和关税红利将进一步释放，预计来自东盟的外需拉动将成为我国出口的重要支撑。一方面是随着疫情负面影响边际走弱，东盟自身经济修复较有韧性。与我国主要受投资驱动不同，消费对东盟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大，拉动力在疫情前一直稳定5%-6%，高于净出口的拉动力。IMF预测东盟核心国明年经济增长率为4.9%，高于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另一方面是东盟对我国的需求部分源于欧美需求的外溢。后疫情时代，欧美有意将部分产业转移至东盟，东盟也加快其自身产业链重构和完善，中间品和资本品的需求拉动亦是我国对东盟出口高增长的原因之一。


在美欧需求收缩的情况下，东盟对我国的外需拉动是否有可持续性至关重要。从消费端看，明年欧美需求放缓、东盟产业链重构高峰期已过，消费对东盟经济拉动的不确定性增加。从生产端看，当欧美外需走弱后，东盟对我国上游的中间品和资本品的需求也可能随之走弱。虽然RCEP政策可以在有限范围内托底东盟对我国的需求，但在海外总需求下滑的背景下，明年来自东盟生产端的外需并不一定可持续，东盟对我国的出口拉动可能也会相应减弱。
3、全产业链优势增强出口韧性

我国全产业链体系将凸显供给优势，支撑出口韧性。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和完善的配套设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500余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200多种的产量居世界第一。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我国的全产业链体系保障出口韧性的逻辑不断被验证。
明年我国出口供给优势仍可能显现。地缘冲突仍在延续，大国博弈进入能源和科技领域，由此带来全球产业链割裂、贸易壁垒增加、经营成本上行，将对海外的供给能力形成冲击。疫情反复和高通胀加剧了美国的贫富差距，“物价-工资”螺旋式上行的模式基本形成。成本推动型通胀与经济衰退预期的组合影响了欧洲企业的供给能力和扩产意愿。今年德国出现了近三十年的首次贸易逆差和美国炼化行业的产能收缩就是例证。海外供应不稳，我国供应链韧性优势将更加突出。国内产业链经受住了4-5月期间疫情冲击的考验。对于推进安全生产和打通物流堵点等都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加之当前防疫政策不断优化，未来疫情因素对出口供应的冲击将逐渐弱化。
我国出口产业链的库存去化和脆弱性的问题需要关注。我国工业企业的产成品存货累计同比从年初的18.1%下降至三季度的12.6%，营业收入累计同比从年初的13.9%下降至三季度的7.6%，这表明国内工业可能逐渐开启库存去化。我国具有出口竞争优势的产品尤其是机电类商品，在生产过程中也需进口大量中间品。根据出口脆弱性指标的测算发现，电器音像、机械零件、光学医疗这三类行业呈现高出口额、高嵌入度和高脆弱性并存的情况。一旦来自海外市场的出口限制、关税壁垒、技术压制等状况发生，我国相关产业链的稳定性将受到冲击。
4、成本优势和人民币贬值效应可能有限

今年以来，价格因素对出口支撑作用明显。前三季度，数量因素对出口金额的贡献度仅为约-0.4。价格因素贡献率的提升，体现了出口从“以量补价”向“量价齐重”的转变，这可能与今年我国物价平稳、人民币对美元贬值等因素有关。当全球通胀高位时，我国出口得益于国内物价平稳，具备一定的成本优势。但随着全球通胀缓解，我国出口成本优势可能逐渐消退。根据“J曲线”效应，人民币的适度贬值本应对出口发挥促进作用，时滞约为1-2个季度。但本轮人民币贬值主要是对美元的贬值，对主要贸易伙伴的货币（欧元和日元等）仍有升值。前10个月，人民币对日元和欧元分别升值约12.5%和4.8%，所以出口的整体成本优势在一定程度上被打折扣。我国出口价格对贸易伙伴虽然略占优势，但实现高增长也是基于“以量补价”的理想情况，这也与“马歇尔-勒拿”条件对出口商品价格需求弹性的限制相吻合。明年多数经济体的生产和消费品需求大幅走弱，在需求弹性偏弱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的阶段性贬值对出口的滞后性推动能否发挥作用仍存在不确定性。